時間：2009-09-23 來源： 作者： 我要糾錯
1994年，心理學家理查德·赫恩斯坦和保守派政治科學家查爾斯·莫里出版《貝爾曲線》一書，引發最近一次關于智商的激烈爭論。赫恩斯坦和莫里認為智商測驗分數是社會成功程度的優良指示器，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的基因。這就暗示了，社會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公正的；城市黑人貧民區的“智力低下階級”生孩子太多。該書大有為優生學平反的趨勢。“莫里先生盡管抗議抱怨，”《紐約時報》專欄作家鮑伯·赫伯特寫道，“他的書其實和委婉地辱罵他人為‘黑鬼’沒有區別。”
在激烈的政治爭論下是一門并不完善的科學。在《貝爾曲線》爭議后，美國心理學協會組成的特別小組結論認為，兒童智力測驗成績能在一定程度上判斷其未來學業成績，誤差不超過25%，換句話說比胡亂猜測稍微準確一點兒。
智力測驗能真正衡量的東西和我們對它的期待存在巨大差距。“如果你告訴一個人他在某個年齡的智商，他可能一輩子都會記得。”劍橋大學心理測驗學中心主任約翰·拉斯特教授說，“這就像是星座圖。”拉斯特說，在西方語言和文化中，“智慧”是個戴著光環的崇高概念，它和我們回答一堆邏輯問題的正確比例有巨大差別。但是，在缺乏其他更好判斷方法的情況下，人們無法不重視智商。雖然不能說智力測驗分數毫無用處，但如果期望從中挖掘出更多答案則注定徒勞。
毛病出在兩個方面：我們好像輕信的病人，過分相信測試結果；而醫生們又過分理論化。“智力測驗的目的從來不是檢測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，”拉斯特說，“有部分人認為，高智商者更先進、進化得更高級、更接近完美人類，或者說更接近上帝。但事實上，智力測驗只能得到一堆問題的答案。”
高智商者們成立了眾多協會和組織，它們無一能夠證明這世界上存在一種高于普通人的優越物種。最著名的高智商者組織門薩國際（成員智商高于148）1946年成立于英國，有著高尚的夢想———它的創始人羅蘭德·波瑞爾希望網羅天下優秀頭腦，用于改進社會。事實上，這一類烏托邦式的組織往往退化成無法適應社會者的避難所。高智商者協會ISPE的主席帕特里克·奧西告訴我說。“擁有高認知能力既是福也是禍。”距離100的智商平均值越遠，一個人越可能被孤立。“如果你的智商為160，甚至更高，”奧西解釋說，“那么你可能只能和1%的人找到共同話題。”在ISPE的600多名成員（智商全部在150左右，甚至更高）大多有過在社交上被排擠孤立的經歷。此外，找到發揮自己能力的渠道也是一種挑戰。“聰明是件好事，遙遙領先的感覺不錯，但如果卓爾不群到了一定程度，你將變得不可信任：你會變成人們口中的書呆子、怪物。”他說，“在社交上必然存在缺陷。”
在紐約采訪瑪麗蓮·弗斯·薩凡特時，我還拜會了一個叫羅恩·豪伊夫林的人。豪伊夫林比薩凡特大兩歲，同樣來自圣路易斯市，擁有190的高智商，但此外似乎找不到任何過人之處。他住在離薩凡特家幾個街區外的一家自助洗衣店的樓上。他自稱自由職業者。我們在溫迪快餐店見面。每天下午他在此寫他的哲學論述的最后章節。他計劃自己出錢出版這本書。書名長而拗口，叫《范疇百科全書：范疇理論和哲學的統一范例》。
餐后我們慢慢走回豪伊夫林的公寓。他由于視網膜反復脫落，眼睛幾乎完全瞎了———我問他，高智商給他帶來了什么。他說，測試結果讓他獲得了一定的自信，但他也因此被主流教育所排斥。在他看來，智力測驗更客觀，因而比傳統的依靠教師教授的主觀教育更可靠。“我可不想讓一些冷血的怪物扭曲我的思想。”他說。
豪伊夫林是各種心理測試的愛好者。他給我看了他的一個性格測試的結果。圖表上，長短不齊的橫軸線表示各種個性的極端程度。比如警惕性、從容度等等。在戲劇性一欄上數據為“零”。“所以我從不寫小說，因為我沒有戲劇細胞。”豪伊夫林解釋說。我反駁說，人的性格特征錯綜復雜，相互影響，恐怕很難通過幾個簡單問題反映出來。豪伊夫林禮貌地暗示說，我會這么想也許是因為我太多疑，或者太害怕，或者二者兼有。“你為什么認為個性不能被測試？”他問我，“復雜并不意味著不能嘗試找到答案。它是一種模式。即使人的個性也只是種種模式，不對嗎？就好像海洋中的波浪。你可以通過研究流體力學弄明白波浪的起起落落。對人類也是一樣。”幾天后，在一封電子郵件中，豪伊夫林用另一種方式解釋了他對心理測試的興趣：“我極度害羞，不能不去想，到底哪里出錯了。”
了解這一切后，我突然很想知道瑪麗蓮·弗斯·薩凡特的高智商對她意味著什么，是優勢還是負擔？劍橋大學教授約翰·拉斯特說，要在智力測驗中獲得高分，頭腦必須具備非常特征。首先是“硬件的優勢”，硬件至關重要，但在極端情況下卻有害，一個典型的例子是，許多高智商者同時也患有阿斯伯格綜合癥（一種輕微自閉癥）。其次，要有高智商必須能力廣泛。智商測驗衡量各類思考能力（比如邏輯、語言、數學、記憶等等），而大多數人僅擅長某一個類型。因此，從本質上說，超常的高智商說明大腦發育相當平均，反而沒有特長。用拉斯特的話說，這就像是“掌握了太多東西，找不到重點。”
然而，就薩凡特而言，她的追求正是知識的廣博。她談到自己的工作時說，“由于廣泛閱讀各種題材和類型的書籍，我的信息極度膨脹，但全都是膚淺的知識，無一精深。”一天下午，我們在她的辦公室見面。她的辦公桌上擺放了3個電腦顯示器，窗外可以看到高高矮矮的建筑物屋頂，遠處是蜿蜒的哈德遜河。在這間俯瞰曼哈頓的50層樓辦公室，薩凡特每天回答200至300個讀者提問。提問內容五花八門，從個人生活到幾何代數，無所不包。“我似乎能聽到每個人的話，我是說站在這個制高點。”她說，“我很喜歡窗外的風景。很難用言語表達，我感覺從這里能夠洞悉人生，其中別有樂趣。”
她用了很長時間才走到今天。薩凡特1946年出生于圣路易斯市，原名瑪麗蓮·馬希。她的父母約瑟夫·馬希和瑪麗安娜·弗斯·薩凡特分別是德國和意大利移民。夫婦倆在城里的藍領居住區經營一間酒吧兼烤肉店。薩凡特描繪自己的童年———事實上是她人生的前半部分———好像是在講述別人的生活，給人一種距離感。她講述她的父母試圖把她和兩個哥哥養成地道的美國人。“小時候，我記得總聽他們在家里用蹩腳的語法講支離破碎的英語。聽上去非常有趣。你知道，他們已經盡力了。”她提醒我不要過多分析她的出生和過去。“人們通常過分注重這種背景性的東西，我覺得很有趣，”薩凡特說，“在我看來這有點兒奇怪，因為那就像是黑暗年代，另一個年代，仿佛屬于另外一個人。”
在學校，她的天才很快展露出來。7、8、9歲時參加智力測驗都得到最高分。10歲時，薩凡特參加斯坦福-比奈智商測試，獲得滿分。來自當地校董會的一位心理學家說，他還從未見過這樣的事情。但在薩凡特看來，這沒有什么奇怪的。“這根本就不是什么新聞，”她說，“我覺得很正常。”她的校長卻深受震動。把她從班上找出來，特許她在校長辦公室學習。于是開始了她人生中古怪的一章。她成為學校少數可以看到其他學生智商分數的人。她養成了一種特別愛好：找出和真人匹配的智商分數。“我和他們說話，然后猜測他們的智商分數，再去校長辦公室找出試卷檢查猜測是否正確，”她回憶說，“我慢慢地變得精于此道。”
16歲時，薩凡特結束了幸福的學生生活。她結婚了。像她母親一樣早婚。很快參加家族生意，那時已經從酒吧發展成為連鎖干洗店。她說，“那是一段漫長，漫長的時光。”我問她什么時候才意識到自己不屬于這樣的生活。她回答說，“你必須明白我的環境，我根本不了解外面發生的事情。”除了在城里的大學聽過幾堂課，未滿20歲的薩凡特徹底告別正式教育。她生下兩個孩子，20多歲時離婚又再婚。與此同時，她和兩個哥哥及父親把干洗店發展到了40家，還有一家出售干洗設備的公司。她參加了門薩國際。她說是為了更好教育孩子。但大多數時間，薩凡特忙著管理家族生意的賬目。“我是家里最可靠的一個，”她說，“需要公正評判的時候，大家都來找我。”
第二次婚姻失敗后，35歲的薩凡特才開始考慮離開圣路易斯。她決定成為劇作家。她存了一些錢，在紐約租了公寓。父親去世后，她永遠離開了圣路易斯。
她三言兩語代過初到紐約的經歷。她說，“不過是一堆亂七八糟的事情，乏善可陳。”但這是她人生中的關鍵時期———1983年到1985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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